其他回答(共7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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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02-12 12:49 齐明杰 客户经理

  其实就是使得四大国有银行有更好的报表利于上市的时候获得更高的市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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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02-12 12:46 赵风英 客户经理

  坏账打包，交给四大资产处理公司，四大处理公司会出钱买下打包债权，然后银行把不够的计成损失之类（但是金额都不大了）
  所以资产管理公司背着包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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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02-12 12:43 米增奇 客户经理

  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对应的四大行是：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分别接收从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剥离出来的不良资产。

  扩展资料：

  中国四大资产管理公司激烈竞标中行建行不良资产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以30.5%的折扣价，一举拿下了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共计2787亿元的不良资产。

  该人士称，本周，华融、长城、东方、信达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就两大股改试点银行——建行和中行的不良资产，进行了激烈的竞标。信达凭借最高出价和不良资产处置的良好资力而最终胜出。

  该报道还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称，此次信达获得的巨额不良资产，就是由央行先行购买后再组织拍卖的。获得处置权的信达很有可能将这些资产重新“打包”，并通过进一步拍卖把其中的一部分销售出去。

  这是1999年四大资产管理公司从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手中接过1.4万亿元人民币坏账以来，中国银行业进行的第二次不良资产大剥离。同时也是去年年底国家向中行、建行注资450亿美元以来，又一次伸出援手。

  报道还称，有消息称，此次剥离的部分资产属于“表外债权”，也就是2003年底两家银行获得注资后，原所有者权益核销的损失类贷款。虽然银行表内账目已不再显示这些不良资产，但银行对借款人的债权仍然保留。显然，新的不良资产剥离是在为两家银行的股改、上市减负。

  参考资料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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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02-12 12:37 车庆云 客户经理

  历史沿革：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对应接收中国银行不良资产。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对应接收中国建设银行和国家开发银行部分。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对应接收中国工商银行部分。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对应接收中国农业银行的不良资产。

  现在没有区别了，相互之间也有资产包的转让。

  扩展资料：

  处理银行不良资产

  一、国有银行不良资产与政府债务

  中国银行系统特别是国有银行系统的"坏债"占银行贷款总额的比重很高，这似乎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我们没有这方面的准确的数字，只能根据各方面的信息加以估计。为了最大程度地估计风险，避免低估问题的严重性，采用见到的各种估计当中较为严重的一种，即估计不良资产占银行贷款总额的25%。

  国有企业负债严重，当然首先是因为体制方面的问题。在国有企业、国有银行、政府干预这种三位一体的国有经济体制下，国有经济这个整体对社会欠下的"坏帐" 总会以各种形式发生（财政补贴、三角债、工资拖欠、垃圾股票、垃圾债券、通货膨胀，等等，我们这里暂不详细分析）。

  但以银行坏债这种特殊形式发生，其中一个具体的原因，就是从80年代开始，中国政府逐渐地将国家财政对国有企业的财务责任，转移到了银行。这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从"拨改贷"开始，政府几乎不再对国有企业投入资本金，企业的建立与发展，主要依靠银行贷款（当然要有政府批准），无论是固定资本还是流动资本，都是如此。所谓"国有企业"，很多其实从一开始就没有国家财政的投入。

  2.当企业发生亏损的时候，政府也几乎不再给企业以财政补贴，而是由国有银行对其债务进行延期或追加新债。发生亏损的原因可以是多种多样的，可以是经营不善，也可以是社会负担（如国家抽走了各种本应留下的劳保基金等等）。

  也可以是上级决策失误（有些企业根本就不该建），但只要发生了亏损，以前由财政出钱补贴的办法改成了银行追加贷款的办法，这是造成银行坏债增加的一个基本的直接原因。

  这也就是说，银行坏债实际上起到的是"财政补贴"的作用。搞国有企业而没有国家财政为其注资和补贴，其结果必然是国有银行出现大量不良资产。这是"国有经济三位一体"的内在逻辑。在思考国有企业负债与金融风险的关系时。

  我们应该将财政负债的问题联系起来进行综合考察，将国企对银行的坏债视为"准政府债务 "，而将国企坏债和政府负债一起都算作"国家负债".这一分析首先可以解释两方面的问题。

  一方面是为什么中国有这么大的国有经济而政府负债却特别的低（政府债务余额占GDP的比重只有8%左右）。

  参考资料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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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02-12 12:34 齐显尼 客户经理

  呆帐：就是指贷款企业现在没有能力偿还，但是还有希望还款的贷款
  坏帐：就是指贷款企业已经破产，清偿的以后地确实以后也没有能力偿还得贷款
  1999年我国政府成立信达、华融、长城和东方等四家AMC，分别收购经营处置来自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及国家开发银行约1.4万亿元不良资产。坏账剥离剥离至这四大资产管理公司,这个可以说是政府买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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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02-12 12:31 黄盛润 客户经理

  您好，自成立以来，我国的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分别对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进行了两次剥离：
  1999-2003年四大AMC收银行6042亿不良资产， 这一阶段的收购完全由政府导向， 资金多由央行再贷款方式提供， 价格按账面价值。1999年政府划定不良资产的剥离范围， 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及国家开发银行1.4万亿元不良资产。不良资产按照帐面值剥离，收购资金全部由政府安排，按照回收现金额的一定比例（信达、华融为 1%、东方、长城为 1.2%）给予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绩效激励。
  从2003年起， 商业银行改革加速，四大资产管理公司收购不良资产的方式也转为非行政审批的方式，通过公开招投标进行。收购价格是按市场价格，而非账面价值。 政府加速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步伐，首先对建行、中行注资，推动建行和中行进行股份制改造并尽快上市。与第一次政策性剥离的区别是，第二次剥离不再采用按帐面值剥离的方式，而是采取商业化运作模式.由央行牵头组织不良资产包招标，由四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参加投标，从而自剥离之时起锁定资产损失。
  2004年6月，中行和建行再次剥离不良资产共2787亿元（中行1498亿元，建行1289亿元），均为可疑类贷款，采取封闭式招标竞价，信达以约31 ％的高价夺标。这部分再贷款由信达负责偿还，偿还期限为五年。
  2005年6月，工行将4590亿元可疑类贷款打成35个资产包，面向四家AMC招标，平均转让价格为资产面值的26.38％。这次竞价中，长城拿到 17个资产包，占该次拍卖资产量的56％，中标2570亿元，东方、信达、华融分别中标1010亿元、 571 亿元、238亿元。
  另一方面，银行仍然以定向的方式把不良资产交给对应资产管理处置， 在2005年工行把在2460亿元损失类贷款直接交由华融处置。
  市场化转型
  在未全面转型商业化运作前，财政部给四大AMC设立了一定的考核办法。2004年4月 ，财政部出台资产管理公司投资、委托代理、商业化收购业务风险管理办法，为资产管理公司商业化运作创造条件。资产管理公司经营范围新增三大内容：一是根据市场原则，商业化收购、管理和处置境内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二是接受委托从事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的金融机构关闭清算业务；接受财政部、人民银行和国有银行及其他机构委托的不良资产管理与处置业务；三是运用资产公司现金资本金对所管理的政策性和商业化收购不良贷款的低债资产进行必要投资。资产管理公司经营范围获得重大突破。 四大AMC从其他银行收购不良资产。2004年期间，信达收购交通银行不良贷款、竞价收购上海银行、深圳商业银行等十几家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包上万亿元。
  目前四大AMC已经转型为市场化的资产管理为主的混业经营金融机构。2008年，财政部印发《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资产处置管理办法（修订）》的通知，鼓励资产管理公司转型， 探索可持续发展之路。在2009年之后，由于政策性任务逐渐完成，四大AMC在此后先后加强了商业化进程，虽然具体定位不同，但都在向金控集团方向发展。
  2010 年6月信达率先股改，于2013 年12月在港交所上市； 2012年10月华融完成股改， 2013年2月下旬，财政部发函正式批复东方、长城两家公司启动股改方案研究及股改准备工作。股改使AMC由政策性机构向商业性机构的身份转型，还将引进战投、整体上市。股改的完成意味着获得更多的市场准入，如进入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发行金融债券、放行非金融机构不良资产收购业务等，AMC已经进入利润高增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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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02-12 12:28 樊振生 客户经理

  1999年开始，信达、华融等四家资产管理公司奉命处理四大商业银行上万亿不良资产，十年后这些“坏账银行”又借市场化跳板把更多账单塞进国家手中，如此辗转腾挪的后果便是，坏账不减反增，全体纳税人掏腰包。
  要了解今次华融资产管理公司仿照“信达模式”设立共管账户的性质，就必须知道中国这四家资产管理公司的前世今生。亚洲金融风暴中的1999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决定将工、农、中、建四大银行的1.4万亿元的巨款坏账果断剥离，对口设立华融、长城、东方和信达四大资产管理公司（简称AMC），以求换得金融业和整体经济的轻装改革。财政部作为唯一股东向每家公司注资100亿元，并担保四大AMC从央行获得6041亿元再贷款，再向四大国有银行及国家开发银行共发行8110亿元金融债券，以此按1:1的对价购买不良资产。
  在华尔街，处置不良资产的公司往往被称为“秃鹫”，他们靠那些“腐肉”为生，也替整个经济体清理垃圾。而这批中国金融“秃鹫”的设立目标也是为了在十年存续期内“最大限度保全资产和减少损失”。央行行长周小川曾说，首次剥离的1.4万亿不良资产“50％是各级政府行政干预导致的，30％是为了支持国有企业，剩下的20％才是银行自身经营造成的。”简单说，AMC的成立就是给中国金融业向市场经济转轨“擦屁股”的，正是这四家“坏银行”的存在让四大国有银行有了成为“好银行”的可能性。
  2006年底，官方公开数据显示，AMC累计处置不良资产1.21万亿，占接受总额的83.5%，现金回收约2110亿元，回收率约在20%左右。对于资产管理的十年成绩，外界褒贬不一。尽管处理不良资产是个高技术难度的活儿，尽管四大国有银行中工行、建设银行雄踞全球银行业赚钱能力前两位的成绩表明当初“扔下沉重包袱”、“以时间换空间”决策的正确性，但20%左右现金回收数据仍然表明，AMC辛辛苦苦十余年，银行系统不良资产还有1万多亿元，只是从商业银行挪到到AMC口袋里。
  再考虑20%回收率背后的成本，AMC成立时从国有银行借调了工作人员，回收现金的费用率在8.65％。AMC前期将相对优质不良资产处理万之后，后期回收率一年比一年低，管理费用却一年比一年高。AMC管理人员曾披露：“如果回收100块钱你只能拿1块钱奖励，而制造100块钱费用你可能拿20块钱回扣，你选择哪个？”甚至出于十年存续期结束后前途未卜的担心，不乏有的AMC留着不良资产赚其他业务的钱，以免坐吃山空。
  在AMC运作期间，关于国有资产流失的争论一直非常普遍。首先是“大限将至”的时间压力让AMC不得不在后期以迅速清空库存为目的实施“大甩卖”。曾参加过AMC资产包拍卖的业内人士称，因为经济周期而形成的不良资产如果必须在行政指令下的2006年底前处置完成，坑定会导致“贱卖”。他还透露，AMC为防范与私人交易时的道德风险，更倾向于卖给政府，价格自然也压的很低。
  最为极端的例子发生在2006年，长城资产管理公司沈阳办事处将18.67亿国有金融不良资产低价转让，价格不足债权的1%。购买人随手仅靠其中一笔债权（约占总额1.4%），不仅收回了1800万的投入还另赚800万元。有业内人士甚至将之指斥为“崽卖爷田不心疼”的行为。事实上，AMC拥有不良资产处置的全部成本和收益信息，且掌握了资产折扣权，但回收率并没有硬性指标，运营损失由国家承担，这其中就产生了“寻租”空间。
  2005年初，国家审计署披露四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AMC)现已被查出各类违规和管理不规范问题资金700多亿元，发现案件线索38件、涉案资金67亿元。时任审计署长李金华在通报中指出，一些AMC财务管理松弛，虚报、挪用回收资金的情况时有发生，甚至采取虚报冒领、截留收入、虚列费用等手段，将资金用于发高额工资及奖金补贴等。
  监管机关还注意到，回收资产最大化及处置成本最小化似乎并没有被放在AMC日常业务最重要的位置。凭借手握上万个企业的债务处置权，AMC建立了涉及租赁、证券经纪、不动产和信托业务在内的分支部门，华融官网曾显示它拥有300家企业的股权，旗下拥有10家金融平台公司，2009年利润同比增长102.9%。但是，所有AMC的业务信息包括最为重要的资金回收率并不曾定期公开。《红色资本主义》作者卡尔•沃特直言，从不良贷款被剥离出银行资产负债表那一刻起，政府和这些资产管理公司间的资金流动至今仍不完全透明。
  总结“坏账银行”过去十年，明显特点就是在上万亿国有银行不良资产处置上“成效不大”，坏账只是挪了窝但钱并没清算。更为严重的是，AMC在十年运营中本身又再不断产生新的欠账。据统计，包括四家AMC在成立初期以及2005年再度剥离不良资产，央行提供给AMC的再贷款高达1.2万亿；AMC向四家银行发行的8110亿元债券10年后也无法偿还。
  也就是说，4家AMC政策性业务回收的现金在扣除各项费用之后，绝大部分用于支付央行再贷款和金融债的利息，所剩下的能够偿还本金的微乎其微。以华融公司为例，银监会资料显示，截至2005年末，华融公司共回收现金543.9亿元，而同时期，华融公司向工行支付全部累计应付金融债券利息389.16亿元，同时向人民银行支付再贷款利息45.78亿元，还有累计费用支出为28.91亿元，三项合计已达463.85亿元。
  老账还没处理完，超过万亿的政策性业务亏损挂在了AMC的账上，这就是“坏账银行”十年后所面临的尴尬现实。不过在选择AMC选择后续改革路径的时候，事业单位政府“管饱”的优越性再次体现。2009年建设银行宣布持有信达资产管理公司的2470亿债券延期十年；随后中国银行业跟进延期债券10年，利率维持年息2.25%不变，财政部继续对债券提供担保。
  另外，AMC欠央行的5739亿再贷款则停息挂账。正常情况下央行为保障资产负债大致平衡，每增加一笔债权就该相应的钞票。每还一笔钱，也要注销一笔基础货币。挂账意味着左边AMC不用再偿还贷款，右边也不再缩减货币，流动性停留在市场上，就有可能导致全社会的通货膨胀。
  类似上述政策“管饱”落实到具体资产管理公司，就产生信达向市场化转型时的“共管账户”。2010年，国务院批复信达与财政部共设“共管账户”，将历史上形成的2000多亿元巨额挂账损失剥离至此账户，存续时间初定为十年。
  “共管账户”本质上用未来的收益来还当前的欠账，做法是将剥离的不良资产置换成优质资产，财政部向信达发放等额付息债券，以其作为信达唯一股东未来预期可获得的分红以及所得税减免部分归还。引入“共管账户”方案后，财政部作为不良资产的债主不需要立即支付现金化解损失，而信达的财务报表将变得干净甚至“健康”，最终新帐、旧账都留给了未来。
  2010年《证券市场周刊》撰文指出，从AMC接收不良资产开始，所谓“政策性收购”就是个数字游戏。十几年后，AMC欠央行约1万亿，签四大国有银行8200亿，原购入的1.4万亿不良资产只有20%现金回收。无论这些欠款是进入“共管账户”还是债券延期、停息挂账，都不过是在国家资产负债表的不同科目下“左兜换右兜”。但债务就是债务，企业核销要靠利润，财政核销要靠纳税，央行核销要靠通胀。
  这些坏账隐藏在中国的GDP效益中，真正成为中国经济的泡沫。仅以“共管账户”剥离剩余坏账的做法匡算，如果后来的长城、东方都仿照信达、华融的方式操作，未来十年近万亿不良资产还是处理不掉，最后的结果分摊到全民每个人需要为此掏出将近1000元。而据西南财经大学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陈野华的测算，包括农行股份制改革的成本，中国金融渐进式改革成本已累计3.2万亿，若一次性核销，2009年中国GDP总量的10%就没有了。
  凡是资本运作，必定有群体为此支付代价。央行与财政部不是创利企业，由央行和财政部承担不过是由纳税人承担成本的隐讳说法。分析中央财政拯救银行坏账的具体方法，也可以证明是如何为坏账买单的。当坏账积累的一定程度，银行只有用自身利润核销坏账才是直接支付。若国家动用外汇储备向银行注资，就相当于直接向市场多投基础货币，以隐性通胀的方式摊薄所有人民币使用者的福利，以铸币税的方式搜刮国民以填补银行的无底洞。
  此外，AMC向四大银行发行的金融债券是由中央财政担保的，这种隐形担保的形式虽然不是直接的、一次性的买单，但最终是由中央财政间接、延期支付的。央行再贷款虽然目前已停息挂账，最后也还是通过流通领域的通胀造成物价上涨，民众买单。总的来说，起初的银行不良资产经过AMC处置后并没有减少，如今通过市场化改革又再塞回财政体系，坏账在被转移、被延期支付的同时仍然在被放大、被恶化，最终接盘的只能是全体纳税人。